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老子早年居于洛阳，长期目睹周王室的衰落。当时天下动荡不安，他深感世道衰微，于是毅然选择向西而去。据传，当他途经函谷关时，守关的关令尹喜恳请其留下著作，最终得到了《道德经》。此后，老子便杳无音信，踪迹难寻。
然而，史实与传说之间存在不少疑问。例如，在春秋晚期，周室确实日渐衰败，老子或许有离开的理由，但当时的秦国尚未崛起，社会风气仍显粗犷，既不是避难的理想之地，也不是传播学说的沃土。那么，老子为何选择向西？更令人困惑的是，老子年纪远长于孔子，到了暮年却不回归故乡，反而冒险西行。再加上函谷关本是战国中后期秦国所修筑的关隘，而春秋时期并未存在，这让“老子过函谷关”的传说充满疑点。
展开剩余73%追根溯源，这些谜团的关键在于《道德经》的作者问题。考古资料显示，这部流传两千多年的经典并非单一人物的产物，而是有过不同阶段的版本和修订。至少有一位作者生活在春秋时期，另一位则可能活跃在战国时代。由于后人混淆了不同时空的人物身份，才导致了“老子西行”的诸多困惑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批西汉初期的帛书，其中便有版本完整的《道德经》。这一版本与现今通行本大体一致，说明它的成书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。而在九十年代，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中又发现了一批竹简，其中同样有《道德经》的内容，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早的版本。不过，这个楚简本与马王堆帛书本差异显著，显示出不同年代的修订痕迹。
仔细比较后可以看出，楚简本道德经带有鲜明的春秋特色，而帛书本则显然经过战国文人的加工与增删。例如，帛书本中出现了“三十辐共一毂”的句子，但在楚简本中并无此语。学者考证得知，三十根辐条的车轮只在战国中后期才出现，春秋时代并不存在。其次，在对战争的态度上，楚简本仅简单指出“兵者非君子之器”，而帛书本则加强了谴责力度，称“夫兵者不祥之器也”，这与战国时期连绵不断的战事背景相呼应。第三，楚简本只提到一次“取天下”，而帛书本却多次出现这一说法，显然反映了战国中后期天下一统的潮流。由此可见，楚简本道德经或许出自春秋老子之手，而帛书本则是后来的学者依据时代需求进行“再创作”的成果。
《史记》中甚至提到，“老子”可能并非单一人物，而是有三种说法：一为春秋的老子本人，一为楚国的老莱子，还有一位是周太史儋。史学界长期争论其中的关系，有人认为儋就是老子，也有人坚决否认。结合考古证据来看，春秋时期的老子与老莱子很可能是楚简本道德经的作者，而到了战国，帛书本的五千言更像是周太史儋的再修订之作。
周太史儋曾担任周王室的史官，他也曾西行秦国，或许是为了寻求秦国援助，或是劝秦献公罢兵。他在与秦献公对话时甚至预言了秦国的兴衰，这显示其学识与眼界非同寻常。若由他改编道德经，并最终在秦国留下帛书版本，实属合理。他的西行与失踪，也与“老子西去”的传说高度契合。
综上所述，春秋老子可能写下了原版《道德经》，而战国的周太史儋则将其根据新形势加以改编，从而留下了帛书版本。后人由于未能分辨两位“老子”的身份，将战国老子的西行事迹错误嫁接到春秋老子身上，才形成了今日人们熟知的“老子骑牛西去”的故事。换言之，真正踏上西行之路的老子，或许并不是春秋时期的哲人，而是战国的史官周太史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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